中国文化史通释|余英时|阅读题在线测试（附答案）

中国文化史通释|余英时|阅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突破发生在唐、宋之际，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全面变动的大时代。“士”在宋代取得空前未有的政治地位正是唐、宋之间一系列变动的结果。“士”的政治地位的文化使得宋代儒学复兴的重点放在“治道”上。

　　第一，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势力割据地方，武人横行中国。所以五代最后一位皇帝周世宗已感到必须制裁武将的跋扈，因此开始“延儒学文章之士”讲求文治。宋太祖继周而起，更是有计划地“偃武修文”。“士”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愈来愈高。

　　第二，六朝、隋、唐的门第传统至五代已差不多完全断绝了。宋代的“士”绝大多数都从“四民”中产生，1069年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这条铁证足以说明宋代“士”即从“民”来，而且人数激增。

　　第三，“民”变成“士”的关键在科举考试，而宋代制度则是重新创建的，与唐代科举仍受门第的控制不同。五代科举则在武人手中，考试由兵部执行。周世宗才开始重视进士，考试严格，中进士后如才学不称，还会斥退。宋代重建科举，考卷是“糊名”的，极难作弊，进士人数则大增，唐代每科不到二、三十人，五代甚至只有五、六名，宋代则每科增至数百名。宋代朝廷对进士又特别尊重，故有“焚香礼进士”之说。“民”成“进士”之后自然会发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是宋代出现“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已自认为是政治主体，不仅是文化主体或道德主体而已。

　　宋代儒学一开始便提出“回向三代”，即重建政治秩序。这不但与朝廷的意图相合，而且也是一般人民的愿望。唐末五代的县令多出身武人，不关心老百姓生活，地方吏治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老百姓希望由读书知理的士人来治理地方。他们第一次看到宋代重开科举，参加考试的士人纷纷出现在道路上，都非常兴奋，父老指着他们说：“此曹出，天下太平矣”。

　　必须认识这一背景，然后才懂得为什么宋代儒学复兴的重点放在“治道”上面，这也是孔子的原意，即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回向三代”便是强调政治秩序（“治道”）是第一优先。庆历和熙宁变法是把“治道”从理论推到实践。张载、程颢最初都参加了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张载说“道学与政事”不可分开，程颐也认为“以道学辅人主”是最大的光荣。不但儒学如此，佛教徒也同样推动儒学的政治革新，他们认为政治秩序如果不重建，佛教也不可能有发展的前途。《中庸》和《大学》同样是佛教高僧如智圆、契嵩等所推崇。因此佛教在宋代的“入世转向”首先也集中在“治道”。

　　宋代“士”以政治主体自居，他们虽然都寄望于“得君行道”，但却并不承认自己只是皇帝的“工具”，而要求与皇帝“同治天下”。最后的权源虽在皇帝手上，但“治天下”之“权”并非皇帝所能独占，而是与“士”共同享有的。他们理想中的“君”是“无为”得虚名，实际政权则应由懂得“道”的士来运用。在这一心态下，所谓“道学”（或“理学”），第一重点是放在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