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作武《引礼人法奠定中华法系基石》_现代文阅读题在线测试（附答案）

马作武《引礼人法奠定中华法系基石》_现代文阅读题

　　礼是植根于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土壤上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而礼治则是依赖这种体系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孟德斯鸠曾谓中国古代“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此乃中华文明注重人伦道德教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引礼入法，意味着礼治的精神和原则贯彻于法律，完成了传统社会礼治秩序构建的重要一环，达至“礼法社会”模式的形成，其形成是以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运动为背景，通过引入法的方式实现。由于礼本身所具有的义理内涵，更使得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匹配的“礼法社会”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礼本身所具备的道德规范意义不仅使引礼入法成为可能，更使得这个过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道德与法律共同肩负维系社会秩序的使命，两者相互支持和补充。任何一种法制文明都必须面对并解决两者关系问题，引礼入法则是传统中国的解决方案：以道德精神挈领和改造法律，并直接将部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我国古代民事立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礼，“礼达而分定”。蔡元培说：“我国古代有礼、法之别。法者，令之所谓刑法也；而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国家法制层面，德主刑辅、出礼入刑成为精神原则；社会生活层面，由于礼兼具了感召和约束双重功能，礼的权威性的提升，为民间社会构建良风美俗、自然和谐的道德秩序提供了可能。

　　法家只迷信暴力，完全无视道德教化的功能，故其律以严刑峻法著称。唐律固“一准乎礼”，而“得古夸之平”。这个“平”，一方面表现为德主刑辅，礼刑互济，使得法律的重刑主义色彩全面消退，立法上宽严适中，心允平缓。另一方面，与“骨肉可刑，亲戚可灭”的法家立场不同，儒家以家族为本位，重人伦孝道亲情。唐律中老幼废疾减免刑罚以及亲亲相隐、存留养亲等制度体现出礼的精神，弘孝敦伦，原情循理，无疑具有积极的义理价值成分。

　　西周礼治在司法领域提倡慎刑恤狱；主张罪疑从轻、从赦；提出了“中道”“中罚”等概念。孔子主张“哀矜折教”，孟子则以“仁政”为诉求，以为“杀一无罪，非仁也”，并重申了“罪人不孥”的古训。这些具有积极价值的思想和主张，伴随着汉朝以后“经义决狱”的不断深入和推广，不同程度贯彻或体现于司法审判活动之中。

　　值得强调的是，儒、法两家在追求和维系等级政治乃至纲常伦理秩序方面并无本质的差异。司马迁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韩非则首倡“三纲”之说，以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乃“天下之常道”。法家主张“一断于法”当然值得肯定，但其中包含的法律平等意义十分有限，因为其“法”非良法，其“断”则完全落脚在君主个人的独断。儒、法之争主要体现在手段和策略不同而已，及至“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思想被奉为一尊，两家即和衷共济了。沿着儒法合流、法律儒家化、外儒内法的历史线索去把握，应该是评价引礼入法这一历史现象的恰当途径。